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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习近平反腐的根本目的和路径

战略是全局性策略。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国理政又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内容繁多,千头万绪,要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新政,必须找到牵一发动全身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突破口,所谓由点及面,抓一总万。反腐倡廉就具有这样的功效。通过反腐倡廉,实现得民心、凝共识、聚力量、见成效。

实践基础上的思维自觉是创新实践的先导,全面治理腐败和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新的战略思维来引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行动极大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及其严格落实从具体政治生活层面扭转了社会风气,优化了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实施,让人们真切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扼腕决心和务实行动。如何在既有反腐成效的基础上对反腐败工作进一步全面布局、从严落实,需要充分认识当代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意义,从学理上澄清质疑反腐败“彻底性”的错误思潮,从整体上建构和优化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及其实践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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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也是最直接而又深刻体现习近平“问题工作是工作的牵引,问题是时代的召唤”这一方法论思想的实际举措。面对全党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是文过饰非、讳病忌医,还是“猛药去疴”、“壮士断腕”,反映和折射的一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关系的则是党心民心走向。只有通过反腐倡廉,才能纯洁党队伍,彰显党不忘初心,保持本色,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进而提振民心士气,优化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提升执政能力,以更加有力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澄清关于中国治理腐败的若干迷思

汪玉凯 (进入专栏)
 

正是基于这样的规律或战略考量,反腐便不止于表现出来的打几只老虎,拍几只苍蝇这么简单,而是有着更为高远更深邃的用意。那么,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的着眼点、实现路径和落脚点如何表现的呢,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能否对腐败这一“顽疾”予以有效治理?一些人对此怀揣忧思和疑虑。思维认知上的“不可能”势必导致行动上的“不自信”“不自觉”,势必制约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整体落实。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治理腐败的进程中,从学理上澄清以下五种消极认识或错误思潮,显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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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着眼点在坚守党的政治品质,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1.基于政绩遮羞的“反腐自黑论”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中央强力反腐、通过整顿官场转变作风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共的两次全会相继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这是姊妹篇、上下篇。如何看待十八大后中国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与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治国使命以及中国社会的现实有什么内在联系,习近平治国使命实现的关键节点在哪里?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

反腐不是目的,而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根本目的在于保持党的性质宗旨不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实践中,大批腐败分子被检举查处,一些贪奢淫逸的不良现象被公之于众,人们对此难免有所议论。有人将这种行动视为“家丑外扬”“反腐自黑”。这种论调经不起推敲。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发展失衡的具体表现;直面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相反,如果讳疾忌医、养痈成患,势必酿成更大危害。对于一个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执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像在真空中一样保证党的肌体的每个部位都不被腐蚀。存在腐败现象是事实,治理腐败是必然。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反腐是自黑”,其要么是制造消极舆论来混淆视听,企图阻挠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推进;要么是担心反腐会影响其政绩而竭力遮羞。只要中国政府下定反腐决心,切实取得反腐成效,那么,少数人的贪腐事实被揭露绝不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反而会使群众看到党敢于自揭瘡疤、清除不正之风的胆识和魄力,进而更坚定地支持和拥护党。质言之,全面从严反腐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能力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治理腐败向纵深推进,尤其是干部政绩考核机制逐步科学化、制度化,“反腐自黑论”自然会不攻自破,人们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支持反腐倡廉工作。

   习近平的治国理念与治国使命

所以将保持政治品质作为党建的关键一环,作为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和途径,是因为衡量一个政治集团先进与落后,战斗力或道义力量的强大与否,重要指标和尺度在于此。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亦将在执政条件下继续得到证明。

2.基于政治偏见的“权力斗争论”

  
如果从更理性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习近平上任后,在治国理政方面不是零敲碎打,也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体现出了鲜明的“三整”特征,即整体思维、整体谋划和整体战略。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们分析国共胜败的成因,常常关注某一次战役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其实,战役胜败固然重要,毕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问题在于,“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追溯开去理论的原点就是政治品质,而政治品质是有高下之分的。所以,两党从斗争之初,已经底定结局。

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大批“老虎”“苍蝇”被查处,腐败治理成效为世界所瞩目。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海外媒体带着明显的政治偏见质疑中国反腐,认为中国反腐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在回应这种论调之前,应该先澄清概念本身,弄清楚所谓“政治权力斗争”是指什么:是指官场权力博弈中的政治斗争?还是指以人民赋予的权力来反对腐败现象对人民利益和公共契约的侵蚀?如果是指前者,则可以直接回应:这种质疑先入为主地遮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是不懂中国的旁观者在“管中窥豹”,质疑者需要以中国的逻辑和方式读懂中国。如果是指后者,则可以用“中国话语”来阐明“中国逻辑”:当代中国的反腐败是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战略部署,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义斗争,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中国的反腐败顺应人民要求,不是《纸牌屋》中的权力斗争。质言之,从严反腐正是社会主义政权的人民性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尤其是中央巡视监督全覆盖和反腐“去特殊化”的制度化实施,“权力斗争论”自然会得到矫正,海外舆论界也会从中国视角看待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

  
在上述思维框架下,集中反映出他的四个特色鲜明的执政理念:铁腕治国、俯首为民、公平正义和独行独立。

1950年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分析中共获胜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中共干部没有私财”。美国新闻记者团访问延安,看到中共高层简朴而有活力,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更直接明了的是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所言:我早就告诉蒋介石,咱打不过共产党,他们人少,但每一个人都知道为谁而战,国民党官兵唱三民主义很熟练,但不知道唱的什么,没有用心。所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突出强调“不忘初心”,就是因为“初心”中有党魂、军魂和民心。

3.基于私利维护的“反腐过头论”

  
从铁腕治国来看,十八大后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铁腕反腐举措:不到两年拿下56位部级及以上官员,包括周永康这样的正国级“大老虎”、徐才厚这样的“军老虎”,使人们看到“零容忍”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辞。

掌握执政权力后,保持和提升执政能力的关键仍然在政治品质的坚守与否,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决定党的执政能力的主要因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否得民心,得民心则可“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个是否聚天下英才于执政集团内,聚则保证执政集团由优秀分子组成。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切实反对“四风”,严格落实“八项规定”,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层面规范和矫正具体权力行为。在这样的情势下,那些习惯于不作为、乱作为的少数人感到“为官不易”,甚至认为“官不聊生”。历史地看,这种歪理是建立在“当官做老爷”的传统“官本位”思维之上的,既没有从党性要求上明确党政干部的职权本分和职责要求,也没有从中国语境上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政道逻辑。这种歪理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反腐败触及了少数人的特殊“隐性福利”,是因为严明党纪国法制约了少数人“有权就任性”的“官僚习性”。现实地看,党的干部以及广义上的公职人员都是人民赋予职权的具体行使者,是人民利益的实现者和维护者。回答做官辛苦与否的问题,首先要考察老百姓生活得如何,弄清楚究竟是由于为官不作为、为官乱作为而导致“民不聊生”,还是一些人因钻营做大官、为官发大财的迷梦不能实现而哀叹“官不聊生”。发展地看,在从严反腐的关键时期必然会有壮士断腕的伤筋动骨之痛,要把这种痛楚放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来审视,放在全面治理腐败的新常态中来审视。质言之,从严反腐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向纵深推进,尤其是“反腐不设限、打虎不手软”的实际行动的开展,“反腐过头论”自然会得到澄清,人们会从发展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

  
从俯首为民来看,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标准集中体现了习近平以民为本的理念和价值导向,诸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等,其思想深处的亲民为民情怀溢于言表。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两个方面集于一点,就是避免因腐败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最大特点是内部会因利益分配多寡而相互倾轧,一旦受到外部挑战,则迅速形成利益同盟,一致对外。这必然形成阶层板结,限制人才流动和晋升空间,更可怕的是逆淘汰,将优秀分子排除于执政集团外。如果这个结果涉及的是普通人,或许很多人无奈之下接受摆布,如果涉及的是优秀分子,断不会如此简单,他们很可能结成反体制同盟。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已有太多案例。

4.基于物本主义的“拖累经济论”

  
从公平正义看,不论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还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中,都把权利公平、机会公平以及规则公平放在突出位置,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

腐败为什么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因为腐败的本质是公权私用,抑或公权出租和交换,只要是出租和交换,就会形成利益连带关系,久而久之便发展为分肥者或共掌公共资源者,这些人因共同利益而导致行动上的共进退,所以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一般而言,政治与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核心活动。经济活动旨在整合生产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等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重在做大“蛋糕”。政治活动在建构和优化公共秩序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重在分好“蛋糕”。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并反作用于经济活动。一些秉持“物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论者借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腐败“润滑剂”理论①,片面地认为中国反腐败工作力度过大,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一论调从短期经济增长情况来看或许有一定道理,因为中国的反腐败工作确实影响到部分特殊化的实体经济,如公款消费会大幅下降,奢侈品销售走向低迷,非正当投资项目骤减,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应的就业岗位减少等。从当代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及其可持续发展来看,如果把经济发展的动力寄托于权力寻租等非正常渠道,就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发展取向。质言之,从严反腐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向纵深推进,党纪反腐、制度反腐将从顶层设计层面优化经济结构、规范市场运行,营造更加公平、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

  
从独行独立看,他反复强调“不照抄、不照办”,决心要走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独特发展道路。

所以,坚持党的政治品质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根本上与既得利益集团是对立的,因而必须反腐倡廉,必须把反腐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自然而然的。

5.基于庸俗经验的“反腐无用论”

  
习近平治国理念隐含着宏大的治国使命,这种治国使命可以高度概括为“五个重塑、重建或重构”:即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建中国的官场生态、重构中国的秩序、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

二、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的实现路径在树信仰、厘价值、划红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腐败的成效也要靠实践来检验。如果对真理的认知以及对实践检验维度的把握存在严重缺陷,就会导致庸俗经验的检验观。有的论调就是基于一时一地的经验观察,简单地得出“反腐无用论”。其逻辑是经不住推敲的。第一,反腐败能否用“有用”来衡量?如前文所述,清正廉洁是共产党的本色和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质,至于在实践中究竟能查处多少腐败分子,取决于腐败事实的复杂性、反腐败的力度等因素。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反腐败一直在路上”,这就昭示着反腐败不是一时一地的“战役”,而是一场历时性、全局性的“战争”。第二,反腐败究竟对谁“有用”?反腐败必然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但从根本价值取向上看,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益,对维护中华民族的福祉有益。第三,能否以“越反越腐”来界定“无用”?反腐败进程中充满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全面治理腐败中有可能出现局部反弹,但不能把极少数腐败分子放大为“无官不贪”,不能把局部反弹现象判定为“越反越腐”。这样的论调是以传统“家天下”政治逻辑下的“反腐怪圈”思维来审视当今中国反腐败,本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不自信。质言之,从严反腐恰恰是社会主义政道逻辑的集中体现。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后发“红利”将逐步“释放”出来,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

  
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塑形象最核心的莫过于要提升老百姓对中共领导地位的认知度,提升公众对中共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心理支持度。而这两者,并不是中共有了领导权、有了程序上的合法性就能自然而然得到的。这一点对中共未来的执政和领导都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大大提高中共执政和领导的社会认同度和心理上的支持度,让民众心悦诚服,进一步改善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

习近平主导的反腐倡廉所以很快提振信心,并取得“压倒性胜利”,很重要的是将其作为系统工程来抓,即由严惩产生的震慑力,达成“不敢腐”的最初步目标,在遏制住腐败势头的同时,高度重视制度设计,快速出台一系列堵塞漏洞的规章制度,做到想腐者“不能腐”,在两大努力基础上,开启的则是长期而又坚难的思想武装,通过重建精神大厦,厘定价值坐标和评价体系,为掌握公权力者找到精神出路和价值替代,以此产生拒腐防变的内生动力。

以上消极认知或错误思潮以若隐若现的方式存在着,作为一种无形的观念力量消解着社会正气和舆论导向。对于这些观念形態的迷思,需要在务实行动中以及对实践的辩证理解中予以澄清。

  
重建中国的官场生态。无须讳言,近年来中国的官场确实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对社会风气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在习近平看来,中国社会风气败坏,首先是因为中国官场风气败坏,要改变中国社会风气,首先必须矫正中国的官场风气。而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也许是最好的重塑官场的“猛药”。换句话说,只有我们的710多万党政公务人员每个人能够清正,才可能有政府清廉;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无疑又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和条件。记得笔者早在2004年就曾提出过未来中国公共治理的“十四字方针”,即“严治官、善待民,创新政体,稳定银根”,没想到在十年后的习近平重塑官场的新政上似乎得到了验证。

表现于树信仰以获精神支撑方面。这一点充分反映在习近平推动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他在河北省委民主生活会上提出:“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反映六中全会公报中:“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反映在新的制度规范中,六中全会出台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较1980年稿,最鲜明的调整变化,便是一部分由“方针政策”调整为“理想信念”,等等。

二、把握中国全面治理腐败的政道逻辑

  
重构中国的秩序。应该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为重构中国的秩序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路线图。其内在逻辑是:通过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构建中国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笔者看来,习近平在重构秩序中把维护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权威放在了首位,这充分说明他对宪法的敬畏和尊重。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可以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但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要追究。

突出强调信仰信念的重要性,是遵循了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任何人身上皆有三大品性:人性、神性、兽性。缺少神性(高尚性)的牵引,难免不滑向兽性(追求感官刺激)。这也是十八大以来落马官员中,很多人原本想做事也有能力做事者,因为失去了信仰信念的支撑,最终滑向贪欲的深渊。

古今中外反腐败的方式和对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在政治逻辑上存在本质差异。历史上对腐败现象“常反”而没有“治本”,有人就经验性地得出有效治理腐败是“哥德巴赫猜想”,产生“腐败反不了”的错误认识。在攻坚克难之际,从社会主义制度逻辑出发阐明古今中外反腐败的政道逻辑差异,显得尤为重要。

  
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即重新构建中国的价值体系,这不是说对过去的都要推翻重来,而是要解决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价值荒漠化以及价值紊乱的问题。这也许是中国真正的风险和危机,即信仰危机。习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个大判断是“腐败亡党亡国”,所以他坚持强力反腐,既打老虎又打苍蝇。后来他又做了第二个大判断,即“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这也许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而中共十八大后提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试图想以此为引领,重构中国的价值体系。如果取得实质性进展,意义深远。

表现于厘定价值内含以引导价值追求方面。这是在对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着力开展的一项基础建设工作。人生活在社会中,所有的努力或行为,归根结蒂是在寻求更大的价值实现,或者寻找更有意义的人生。形而上学,就是避免出现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绝对价值的丧失”,这一“人与生俱来的最大恐惧”。过程中找到了正确而又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就会创造辉煌,反之,会走向歧路,甚至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反腐过程中所有被惩治的“老虎”、“苍蝇”皆如此。

1.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清正廉洁是党的本色

  
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大家也心知肚明。在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时期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的大框架下,新一届中央政府不断完善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使其尽快取得成效。其中最令人鼓舞的,就是提出“市场决定论”,并按照这一思路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正是上述原因,习近平将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放到治党治国的重要位置,同时作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抓手和举措。比如,强调领导干部要搞清楚,“当官为什么,当官做什么”;“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想当官”;“与商人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这些都属于价值坐标的范畴。更早前习近平讲过,“学习雷锋的幸福感”,已经内含了终极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为人生价值和怎样实现人生价值”,“什么是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等等。当领导干部真正弄清了这些根本问题,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就不会偏离正确方向,抗拒诱惑的能力就会得到加强。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进行自我解放的政治组织。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因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②清正廉洁、为民服务,是源自共产党人“初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和鲜明政治品格。

  
与习近平治国理念和治国使命相对应的是他的治国策略:一是“严党、严军,反贪、治吏”并重。十八大后,中共不断采取重大举措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对贪腐采取高压举措绝不手软,重拳出击治理官场,在党内、军内、官场掀起巨浪。

当然,那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中,政治要求和政治伦理规则中,包含着更政治观、价值观是毫无疑义的。比如,“以上率下”和“看齐意识”,二者包含着一个共同点,就是职务越高,权力越大,应当越清廉,越高尚,以保证发挥表率作用,同时彰显出先进的政治集团具有强大的正向塑造作用。与此相一致的是六中全会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第一次将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纳入监督范围,随后要求中央制订关于中央领导人的礼遇和待遇规定,并且坚持就低不就高,这同样反映出本届党中央、习近平引领的价值走向。

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人类建构优良政治生活的目标追求。很多国家都在讲民主,但各有各的调。“民主是从它的理想和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从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形成的。”③概括来看,西方国家所讲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本质上是一种资本权力,是“有钱人”的民主。传统中国治国理政中的民本思想也闪烁着政治文明的光辉,但终究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本质上看,这两种社会制度形态下的政治运动都具有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狭隘性。

  
二是“法治、德治”并行。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破天荒地专门研究依法治国的问题,并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路线图。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十分重视以德治国的实施。在选拔人才时,强调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表现于划红线以规范行为方面。这主要是围绕公权力设边界,包括党内突出政治规矩,国家推行全面依法治国,这都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体现。公权不能私用,私用必付代价。对权力要有边界意识,要有敬畏感。这些原本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体现,更是先进政党所大力强调和张扬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习近平,其“打老虎拍苍蝇”的措施,根本在于将紊乱了的规则制度清晰起来,刚性起来,真正做到正纲纪,明法典,有敬畏,知进退。

纵观古往今来的为政者,标榜“民为邦本”政治主张的甚多,秉持“人民主权”政治信条的也不少,但在实际行动中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群众依靠勤劳智慧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实为鲜见。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④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⑤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紧紧依靠人民、切实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共产党担当起执政兴国使命的最大优势。

  
三是“传统和现代融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制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里,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二次改革的大目标,足以说明他所具有的现代治理思维。但同时,他又不断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治国理政的精华,使之与现代国家治理理念融合,如中国历史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都被他高度推崇,并将之运用于治理国家的实践中。

三、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的落脚点在优化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

2.公共权力只能为民谋福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质

   习近平治国使命的现实基础

依照逻辑推论,着眼点就是落脚点。但我们已经认识到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组成部分,尤其与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紧密相关,所以,当以更为宽阔的思想空间分析问题,唯此才能认清内含的重大意义。

公共权力是维护人类共同体秩序,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力量。公共权力应当由谁授予、如何运用的问题困扰着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家,人们对此见仁见智。自然权利说、君权神授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等表达了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对建构理想政治的不同观念。历史地看,肇始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面临实践条件局限,“代议制民主”潜在的“委托—代理”关系又不可避免地衍生出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之间角色异化的问题。人类政治生活究竟应该如何组织?优良的公共秩序究竟应当如何建构?社会福祉究竟能否为人民共享?破解这些问题,需要从人们对公共权力运行逻辑的认识上进行思维革新。

  
习近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经三十多年后的“二次改革”中确立上述治国使命的原因,同样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笔者以为,这应该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息息相关。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是:一方面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风险和挑战。

人类文明史已经证明,大国崛起于文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在世界上发挥引领作用,必须占领文明的制高点,否则就不敢言崛起。这就要求中华民族必须实现自我超越,包括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民族人文品质。

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级别的社会文明形态,以更为彻底的制度先进性将广大劳动者的发展权益落到实处,使公共权力成为促进物质财富创造、优化公共秩序的至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语境中的公共权力将“政道”(权力为谁所用、为谁建构优良公共生活)意义上的“人民性”和“治道”(权力如何运用、如何组织优良公共生活)意义上的“秩序性”有机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赋,是社会主义公共权力的制度特质。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道定位。所有违背公共权力意志的以权谋私行为、违背公共契约的破坏规则行为,都会侵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弱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因而必须予以清除。

  
两个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第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那一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非洲最穷国家的三分之一,那时候中国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然而,三十五年后,中国人均GDP在2013年达到6700美元,中国整体上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剧变。第二,1978年至2013年的三十五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平均达到9.8%的增长速度。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经济连续高增长三十五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创造了历史。

关于改善政治生态。因为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也因为较长时期内党的建设出现弱化,政治规矩松弛甚至紊乱,结果便是人们深恶痛绝的权力寻租蔓延。正是问题严重存在,同时认清了问题的本质与危害,习近平坚持把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到从严治党,大力加强党内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建设,并把党纪放在前,实行党纪严于国法。这些举措极大地改变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有效推动党内政治生态向好。

3.反腐败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

  
但是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积累的问题也同样严重。而习近平治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问题导向——不管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依法治国战略的推出——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四大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

优化政治生态的意义或重要性在于,通过改善党内政治生态,让每个新加入到党组织中来的成员,从最初就能获得正能量,得到正向引导和全面塑造,长期以往,在党成员即便掌握了更多更大权力,因为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便不会轻易滑向错误道路。同时,人人释放出正能量,就会形成整个集团内成员间的良性互动,单个人向上,全党向上,一种优良的形象树立起来,党的道义力量产生出来,执政能力因此大幅提升。

腐败现象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腐败的深入推进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从经济风险来看,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转方式还是保增长,这两者内在是有冲突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新“十二字方针”。但实施中的情况是:当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就突出稳增长,调结构肯定会受到影响;当经济增长压力不大的时候,更可能突出调结构,但调结构可能对稳增长造成潜在影响。这说明协调两者并不容易。

关于改善社会生态。社会生态与反腐倡廉紧密相关,一定意义上还互为动因。因为环境改造人,什么环境造就什么人,如果社会的伦理规则和人际关系都推动的是潜规则,并且这种潜规则及其腐败行为还为大众所接受,成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就意味着腐败拥有了肥沃的土壤,在这样的基础和环境中反腐将是很艰难的事情,反过来讲,如果反腐倡廉着眼于环境优化,当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人人内心和行为皆排斥腐败行为,廉政建设便成效倍增。

从腐败现象的发生机理来看,腐败的主要形式不仅包括“权权交易”,还包括“权钱交易”。就后者而言,设租者(受贿方)与寻租者(行贿方)之间的利益共谋促成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双方为谋取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侵蚀公共利益,因而都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事实上主动与被动腐败,以及勒索与行贿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只有当双方就交易条件达成一致的时候,腐败交易才有可能发生。”⑥寻租者(行贿方)也要受到法律惩处,这一点在廉洁指数较高的国家已成为共识。可见,有效预防腐败,既要对权力行使者加强制度约束和行为监督,也要对寻租者(行贿方)加强廉洁教育,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免于“被腐败”(“被设租”“被勒索”)的权利意识。从根本上讲,反腐败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强有力的支持和拥护。

  
调结构的重要性毋容置疑,因为我们面临“四个难以为继”: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说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非常紧迫。但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们不得不再把稳增长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对于具有社会普遍性和由价值观而来的腐败,许多分析颇有见地,值得思考。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历来贪腐严重,其实与君主制或共和制无关,与专政或民主政体也无关,但与社会风气关系极大,当全民从价值观上接受了腐败,并参与其中,必出现人人以当官揽权为最高追求,一旦入仕当了官,掌了权,必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甚至市井之人也会挖空心思找机会贪占。所以,表面上人人痛恨贪腐,本质上不是恨的腐败,而是自己无缘贪腐而生恨。如此社会环境或土壤,要建成清廉政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产生腐败的文化生态来看,腐败文化和潜规则文化共同侵蚀着权力场域中的公职人员和人民群众。当权力场域中的腐败文化、权力寻租等潜规则文化蔓延至社会场域时,就会在社会层面形成“不以腐为耻,反以腐为荣”的消极文化和社会心理,这些消极文化和社会心理严重侵蚀着政治生态和社会有机体的活力。抵御消极文化的侵蚀,需要通过廉政文化教育和务实的廉政实践来纯净社会文化。消除、杜绝权力潜规则,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制度和规则来规范权力运行过程。清正廉洁的政治文化的培养,需要通过权力场域和社会场域的双向互动,形成普遍性的廉洁价值共识。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需要把“体制内”的以权力监督权力与“体制外”的以权利制约权力结合起来,形成“全天候”的动态监督机制。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究竟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三十五年以后的理性回归,还是中国经济真的出现了大问题,看法不一。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没有大问题,但却有四种隐忧:一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二是地方债务,其中显性约有二十万亿,隐性更多;三是金融体系改革滞后导致影子银行作祟,一方面流动性泛滥,一方面银行缺钱,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四是产能过剩。因此,转方式、稳增长两者如何协调,克服冲突,对我们驾驭经济的能力是很大的挑战。

因不良社会风气生成助长腐败的土壤,甚至形成恶性互动,这一点决策层看得清楚,许多对策性措施已经看出在此方面的用力。比如,一些新规直指同乡会、同学会这些习以为常的小圈子。对此,有人认为中央管得过宽,但弄清了问题的本质,便发现过去的许多腐败是因小圈子而来,因为这很容易异化为利益输送、利益共同体。盯着这些社会小圈子,就是斧底抽薪之举,是优化社会生态之举。

4.吸取历史教训,党必须管党、从严治党

  
对于社会风险,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格局被扭曲了。造成利益格局扭曲的原因很多,但在我看来主要有三:分配制度不合理、机会不均等,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

关于改善人文生态。以人文品质提升为着眼点和落脚点,为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奠定坚实基础,至关重要和最为彻底。民族人文素质与民族精神境界关系密切,没有民族人文素质的改善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跃升,而我们倍受困扰的即在于此,因为很多人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并不真正清楚,甚至把当了大官,赚了大钱,有比别人更高的社会地位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正是人文品质的落后而致使一些人走上贪腐之路。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走向制度化实践。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的风云变幻,辩证地启示人们要思考科学理论如何改变世界。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苏联体制”走向了终结,给人们留下了沉重的忧思和痛楚。历史深刻地警示:越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阶段,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明确和坚定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以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越是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处境,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以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夯实阵地堡垒。

  
从分配制度不合理来看,中国三十六年的改革开放,城乡、贫富、行业、地区四大差距没有一个被缩小,都被放大了。从机会不均等来看,企业之间不在同一竞争的起跑线上,国有企业很强势,但很难解决腐败问题,民营企业相对弱势。另外人与人的发展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权有势的子女游刃有余,要当官可以当官,要发财可以发财,草根小孩、农民小孩即使考到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毕业以后也未必找到体面工作。有人说中国全面进入“拼爹时代”,这可能使社会阶层趋于固化,底层的人往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少,继而可能会诱发暴力事件。从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来看,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三者叠加,控制相当多的中国财富,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作为有着悠久文化史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和积淀了大量优秀文化基因,进一步发挥就会形成优良的人文品质,遗憾的是被一次次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切断,甚至摧毁,包括春秋的思想、汉代的开拓、唐代的包容,宋代的人文。为什么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道理就在于此。固然,纠结于民族演进过程中的是是非非,没有意义,但从中我们反省当下人文品质建设却有意义。因为只有找出民族曾有过的优秀文化基因,同时充实新的元素,让这个文明变得更具时代性、世界性,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世界引导能力,因此关系着民族能否崛起于世界。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會主义建设中形成了敢于自我批评的净化能力和敢于自我完善的革新能力,正是这种敢于直面自我的大无畏精神和政治优势,使中国共产党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勇于克服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新形势下,执政考验和执政风险依然存在,改革任务和发展压力依然很大。党要深刻吸取历史教训,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⑦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严起”的政治逻辑和实践部署。“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一直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治理腐败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要求。

  
对于信任风险,正如我前面所讲,中国问题说到底是一种严重的危机和信任风险。现在是网络时代,中国有6.3亿网民、有12亿手机用户,超过60%的网民都利用手机上网。这些年来出现的如此多的网络事件,多数都是冲着党政机构和官员去的,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党政公信力的下降。

强调这一点,也是因为中国人文生态或人文品质中有一个弊端,就是官本位扭曲了人才的发挥与创造。历来讲“万般阶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不是为了修养,不是为了创造文化,而是为了当官,因为当官才成为人上人,哪怕你富可敌国,看到县官也得下跪,所以,中国有士,但最终还是想当大夫。人们并不在意创造了什么样的科学文化成果,而在意是否当了官,当了大官。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当官?在于掌握权力后可以获得超额利益,并且这个利益还不仅仅是物质金钱,还有别人向自己下跪。利益驱动导致一个民族不再追求精神升华,而是愈来愈重视感官刺激。

三、明确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取向

  
对于政治风险,我们能不能通过反腐遏制腐败的蔓延,不仅关系到腐败本身,甚至关系到老百姓能不能再次支持我们的二次改革。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本想尽快推进全面改革,但后来很多人发现改革启动都很困难。所以改变策略,先打虎,后改革,通过打老虎,特别是打大老虎,让老百姓看到希望,有了信心,这样才有可能支持我们的二次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前提。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治国使命、治国策略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

日元中最大面额1万元正面印着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头像,他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思想观点:“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中国长期受此困扰,这一点早为国人外人所察知,1894年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天皇上奏稿《中国大势之倾向》,其中一些观点和分析发人深省。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反体制的力量。还说,中国士大夫,本为国家精英栋梁,口尊孔孟之学,却无非是做官之敲门砖而已。一旦得其位,却并不行其道,倡圣贤之言,行荀且之事。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之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治理腐败,是事关全局的战略性任务,不仅需要从法理逻辑上阐明其要义,而且需要在发展实践中明确其进路。这就要求将全面从严治理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和战略任务来对待,以高度的观念自觉、道路自信、制度自强,着力探索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中国路径。

   习近平实现治国使命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引领中华民族强国梦,其主导的反腐倡廉必然要解决民族文化之顽疾,而出路自然在瓦解“官本位”的基础,也就是利益与文化影响。当权力拥有边界,运用权力者开始敬畏权力,人们逐渐对“当官”产生新的认识,新的价值观形成之日,就是人才分流之时,当适合从政者从政,有创造力的从事科学文化,善于创造财富者从商,社会的活力创造力产生出来,中华民族引领世界的能力也会逐步提升。

1.增强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观念自觉,让清正廉洁高效的政治价值观成为共识

  
面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习近平要顺利实现其宏伟的治国使命,其关键可能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略化解改革的阻力;另一个是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来源:环球网

观念自觉事关理论建构和行为取向。反腐败“前途堪忧”的论调对当代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意义缺乏深刻把握,“反腐自黑论”“反腐过头论”“反腐无用论”等都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反腐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缺乏深刻理解。这些论调要么以传统中国的政治思维来进行简单推理,要么拿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逻辑来进行直接比照,却不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来考量公共权力的运行逻辑,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新传统”来考量全面治理腐败的实践逻辑。这些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缺乏价值认同,没有充分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价值优势。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是每个人享有均等机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少数人利用特殊权力的独自发展。广大公职人员只要秉持清正廉洁高效的政治价值观,就会秉公用好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权力,从细微之处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社会主义语境中的社会进步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同发展和整体进步,全面治理腐败事关“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的整体落实。广大公职人员只有秉持清正廉洁高效的政治价值观,才能以彰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价值遵循,以务实行动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整体实现。

  
就化解改革的阻力而言,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下,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

治理腐败不是“部门化”的政治建设课题,而是事关全局、事关人民群众福祉的战略性课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⑧就腐败行为的生成逻辑来看,处于权力场域中的公职人员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人,其中有人因制度缺陷、消极文化诱惑而产生了个体价值取向的扭曲、蜕变。随着个别腐化分子被清理、矫正,更多的有清正廉洁文化涵养的公职人员将成为社会主义廉洁政治的践行者。增强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观念自觉,就是要端正人们对反腐败工作定位的认知,矫正一些人对治理腐败的彻底性的不正确认识,让清正廉洁高效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

从既得利益阻力来看,笔者曾经在中共十八大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二次改革”的最大风险可能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就是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体。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态从目前中国的实际状况看,主要可以归为三类:即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以垄断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集团,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既得利益集团。这三大既得利益集团,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本,还掌握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2.坚定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道路自信,着力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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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自信事关方向定位和实践布局。“反腐自黑论”对中国政府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总体布局缺乏深刻把握;“权力斗争论”“拖垮经济论”“反腐怪圈论”都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缺乏深刻理解。这些论调要么以专制政治中的权力逻辑来进行简单推理,要么拿西方话语逻辑来解读中国,却不从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角度来考量既有实践成效,不从当前的时代特征来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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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腐败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棘手问题。腐败现象的发生具有普遍性、规律性,但不能以此推断出腐败治理方式具有“普适性”。腐败问题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既具有“属性”上的阶段性特点,也具有“形式”上的多样化特征,因而要根据腐败现象发生的规律和条件来因地制宜地选择治理方式。有些腐败现象是直接涉及改革发展全局的突出问题,如个别高层腐败、大面积塌方式腐败、处于权力末梢的小官巨贪等,对这些问题要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坚决查处。有些腐败现象是与社会转型发展相伴随的衍生性问题,如权力潜规则影响下一些人生活腐化,法规制度不完善引发制度性腐败等,对这些问题要通过优化整个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来逐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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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道路自信,着力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就是要充分汲取古今中外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的反腐方式,总结当代中国治理腐败的实践经验,形成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中国方案”。第一,要将腐败问题作为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来认识,把反腐败视为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战略任务来经常抓、长期抓,合理分解全面治理腐败的总任务,制订“五年计划”⑨进行逐步推进。第二,要将治理腐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体推进,与全面深化改革统一起来,坚持“各项改革举措要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求,同防范腐败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堵塞一切可能出现的腐败漏洞,保障改革健康顺利推进”⑩。第三,要坚持制度反腐、过程防腐与文化倡廉三措并举,作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有机内涵和创新维度。⑾要进一步突出“过程防腐”的战略部署,将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聚焦于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将预防腐败机制完善前置于公共权力运行,围绕岗位职权和公职人员来完善微观性的制度机制,着力从源头上防止腐败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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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制度自强,着力推进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

制度自强事关规则设计和机制创新。一些人对反腐败产生政治偏见,是因为其对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机制缺乏深刻把握。腐败是在公共权力场域的空间维度和权力运行的时间维度中形成的,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是时间因素和空间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原因复杂多样。如社会转型中权力关系多元化,这为公共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权力行使者的价值观念向“物本主义”蜕化,诱发了当官发财的贪欲;监督权力、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不完善,导致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不够严密。诱发腐败的因素是长期累积的,在短期内予以彻底消除并不现实。在通过强力反腐来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同时,要着力探索党纪反腐、制度反腐的“中国路径”,着力推进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

实现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制度自强,就要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过程中,通過全面布局、务实行动,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建构全方位、常态化的腐败治理格局。针对“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⑿的问题,要进一步强化反腐败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具体而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建立健全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处机制”⒀,通过“中层运作”“基层创新”将不同维度的法律制度、不同执行主体之间的协作机制和制度生态进行优化,形成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腐败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反腐败法律制度之间的内耗和冲突,增强制度反腐与过程防腐的协同性、实效性、低成本性。

治理腐败要围绕“人”及其行为进行多维规制,要发挥道德、纪律、法律的综合作用,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法—纪—德”之“同心圆”治理结构。⒁一般而言,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以内在精神来支撑法律践行。法律是道德的保障,以强制性规范来引领道德风尚。纪律是管党治党的规矩,以严格规范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完善国家腐败治理法律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将“党纪”挺在“国法”的前边,以高位势的巡视监督作为过程防腐的主导机制⒂,这些都牵引着制度反腐和文化倡廉的有效展开,以创造性实践有力推进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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